199 S7 E17.生死札
“其实在1938年广州大轰炸以后,荣老太爷便将大半产业转移到了香港和海外,由二子、三子以及女儿打理。”
费城郊区的病房里,伊登坐在椅子中讲述着:“1941年,他将荣靳之的妻子接回广州之后,本已联系好了香港那边英国教会开办的妇产医院,想把她送去由自己的二儿媳和三儿媳共同照顾。但大少奶奶的身体太弱了,支撑着回到广州之后便差点流产,荣老太爷怕舟车颠簸大小不保,自己将来没法面对归家的儿子,便退掉了香港的病房,亲自与老妻留在广州陪产。”
长期颠沛流离的战地生活摧毁了大少奶奶的健康,尤其在怀孕以后,她整日担惊受怕,随公爹南归的路上几次昏厥,每每梦到丈夫被押送刑场,死在日军刺刀之下。
好在荣老太爷为人开明,对长子选择如此艰难的人生道路并不苛责,反而全力支持,对儿媳更是呵护有加。入冬之后,香港方面终于传来消息,说荣靳之安全到港,只是因为广州已经沦陷,日军横行,暂时不敢公开返家。
大少奶奶终于放下心来,荣老太爷也松了一口长气,他决定等儿媳生产之携全家一同赴港,与长子团聚。
然而厄运似乎总是伴随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,1941年12月25日,噩耗传来,香港|沦陷。
荣靳之的儿子呱呱坠地,迎接这个小婴儿的却是南国最寒冷的冬天。
荣家三个儿子陷在香港,商行倒闭,资产被日军查封侵占,只有女儿当时在英国经商,暂时尚未受到波及。荣老太爷一夜白头,动用所有渠道联系到荣靳之,让他们设法去英国和妹妹会和。荣靳之与两个弟弟商议之后,决定让三弟带着剩余的现金和本票去英国,自己和二弟回广州照顾父母妻儿,再设法从内地出国。
冬春之交,荣靳之和他的二弟兵分两路,一个走陆路,一个走水路,趁着日军遣返广州难民的机会去往久违的家乡。
“他没能回来,是吗?”李维斯几乎已经猜到了剩下的故事,“荣靳之,我记得这个名字,应该是曾祖父的父亲对吗?”
“你还记得这个?”伊登有些意外,随即点头道,“是的,他就是我的曾祖父,算是你的高祖父。”
“他是不是死在了珠江岸边的南石头惩戒所里?”
伊登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是的,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,离开香港的水路并不通往广州,而是通往地狱。”
香港|沦陷之后资源匮乏,入不敷出,日军开始将1938年以来逃到香港的广州人遣返。一部分难民走得是水路,也就是日军组织的“官方”线路,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日军,选择从陆路“偷渡”回去。
当时的荣靳之也不知道那条路更安全,为了两兄弟不至于全部遇难,便与二弟各选了一条路走。
数月之后,二弟历尽千辛万苦,以失去一条胳膊为代价通过陆路回到了广州,而荣靳之,活不见人死不见尸,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
宗铭一直沉默,直到此时才沉沉开口:“资料记载,香港|沦陷之前有一百五十万人口,日占末期变成六十多万,减少的八十多万人里有近二十多万是广州难民,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在被遣返的途中神秘消失了。”
“是的。”伊登瞥了一眼自己无法形容的儿媳……女婿……儿婿——算了随便吧——说道,“荣靳之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“你是怎么知道他被关进了南石头惩戒所?”李维斯忽然想起自己频繁梦到的场景,讷讷道,“奇怪了,我好像经常梦到难民被遣返的场景,珠江、大帆船、石墙、太阳旗……为什么,我为什么会梦到这些?简直像亲眼见过一样!”
“因为你确实亲眼见过。”伊登叹了口气,道,“让我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吧。”
1942年春,荣家二少爷回到广州,多方打听也没找到兄长的下落,而广州的局势一天天吃紧,家里老的老小的小,缺吃少喝随时面临丧命的风险。荣老太爷忍痛决定举家迁走,万一长子遭遇不幸,起码要把他唯一的孩子保下来。
战火中的家族分外凄惨,也分外团结,荣家二少支持父亲带着母亲与大嫂去英国避难,但自己曾经答应过大哥要一起回家,现在荣靳之没回来,他就不能走。
兄弟情深,荣老太爷拗不过自己的二儿子,只好同意他一个人留下等着大哥,自己带领一家老小远渡重洋去英国和三儿子以及女儿会和。
一行人在海上漂了数月,里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英国,谁知纳粹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那里,英国的局势也开始恶化,荣氏开办的工厂和商行陆续倒闭,全家入不敷出。
再这么下去,不等仗打完整个家族就败落了,荣老太爷多方计划,决定去当时相对稳定的美国发展。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他和老妻带走了长媳和小孙子,把一对儿女留在英国,继续寻找翻身的机会。
自此,整个荣家分成了三支,荣老太爷带着荣靳之一脉在美国扎根,荣家三少和大小姐在英国从商,而荣家二少则留在国内,经历了抗战、内战、十年浩劫,成了新中国的一份子。
此后的大半个世纪,这三支人马各自发展,随着局势动荡、血缘稀释而彻底失去了联系,留在美国的那一支更是改姓为“Reeves”,变成了标准的美国公民。
“所以,我们就是荣靳之一脉的后人,你的曾祖父就是当年荣家大少的独生子。”伊登说,“关于家族旧事我原本知道的并不多,你曾祖父记事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,他也只是在荣老太爷口中听说过一些片段,转述给我的更是少之又少。”
顿了一下,他的眼神变得凝重,轻声说:“我真正了解这些事,知道我们荣家承受的这些苦难与仇恨,是在和你母亲结婚以后。”
伊登在高中时代便认识了李维斯的母亲李珍,因为相近的血统,相似的性格,两个人很快便互相产生了好感。考上同一所大学以后,他们更是立刻坠入爱河,如胶似漆地粘在了一起。
频繁的约会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,就是李珍怀孕了。彼时伊登不过二十一岁,刚刚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。
Reeves家和李家都保持着一定的中国传统,既然有了孩子,两个人又如此相爱,双方家长顺理成章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。蜜月过后,这对新婚小夫妻从学生宿舍搬了出来,租了一个小公寓建立小家,伊登的父亲便将儿子从小到大的书籍玩具统统打包给他寄了过去。
说到这里伊登忽然打住了,低眉敛目,似乎陷在了某种深刻的回忆里。
宗铭等了片刻,打开一罐咖啡递过去。伊登仿佛被他惊醒了了,抬眼说了一声“谢谢”,继续道:“我在收拾父亲寄给我的东西时,发现了一个小木箱。箱子里装着一捆用油纸包裹的手札,我怕是什么重要文件,便打电话问父亲要不要寄回去,结果他说那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,指明要让我继承,所以这些年家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打开过,包括他自己在内。”
李维斯心中一动,脑海中依稀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。
伊登呷了一口咖啡,沙哑地说:“那是荣靳之的日记,确切地说,是他和一个叫于骅的记者共同撰写的《南石头集中营札记》。”
1942年初,荣靳之乘坐一种船头画着红色圆圈,俗称“大眼鸡”的三轭帆船从水路去往广州,上岸之前被驻守广州的日军以“检疫”为名扣押在了珠江边的南石头惩戒所。
和他一起被扣下的,还有一名年轻的记者——于骅。
于骅也是广州人,中学毕业后在香港《申报》工作,这次是想回老家探亲才傻乎乎上了日军的贼船。他随身带着相机,一路走一路拍,将“大眼鸡船”从香港出发以后沿路发生的一切都用照片记录了下来。而荣靳之有写日记的习惯,在船上闲来无事,写了许多沿途见闻以及自己的回忆。
两人一个爱拍一个爱写,惺惺相惜,逐渐变成了好朋友。
进入南石头惩戒所以后,他们被分在同一个监房里,更是共同见证和记载了“波字第8604部队”对返乡难民做下的不见天日的暴行。
也正是在那里,荣靳之遇到了他曾经的学生——伊藤光。
伊藤光当时受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,变得完全不可理喻,先是试图说服荣靳之为波字第8604部队服务,遭到拒绝以后又威胁他要曝光他共|产|党的身份,把他送到东北受审。
荣靳之始终没有屈服,甚至没有绝望,他在被关进集中营以后就意识到这些难民可能都出不去了,日军恐怕从始至终就没打算送他们回广州,之所以用“遣返”的名义把他们从香港赶出来,不过是为了缓解港岛的生存压力,顺便给波字第8604部队提供大量的实验活体而已。
一想到望眼欲穿的家人,襁褓之中的儿子,他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。他想设法带着难民逃出去,但这里驻扎着大批日军,守卫极为森严,连和外界联系的机会都没有,遑论逃走。
他唯一的希望,只有伊藤光。
他熟悉这个年轻的医学生,在医学部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喝酒,他相信这个曾经发誓治病救人的年轻人并未彻底泯灭人性,只要设法将之从极端军国主义思想当中唤醒,就能帮难民们逃离南石头集中营。
“他成功了?”李维斯想起伊藤健太的讲述,伊藤光最后因为难民逃亡而被遣返回本土受审,差点死于非命……
难道是荣靳之说服了他?
“算是成功了吧。”伊登苦笑了一下,说,“他用自己的死说服了伊藤光——当亲手把他的大脑从颅腔中取出来的时候,伊藤光顿悟了,向上级隐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,帮难民传递信息给广州民众,并间接帮助了他们的大逃亡。”
“虽然绝大多数难民最终都被杀害,活下来的也因为各种传染病而死亡,但荣靳之毕竟还是成功了。他让南石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,让仅剩的几千名难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。他也让伊藤光找到了人性的救赎,彻底背叛了心中曾经坚如铁石的军国主义思想。”
“只是,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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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城郊区的病房里,伊登坐在椅子中讲述着:“1941年,他将荣靳之的妻子接回广州之后,本已联系好了香港那边英国教会开办的妇产医院,想把她送去由自己的二儿媳和三儿媳共同照顾。但大少奶奶的身体太弱了,支撑着回到广州之后便差点流产,荣老太爷怕舟车颠簸大小不保,自己将来没法面对归家的儿子,便退掉了香港的病房,亲自与老妻留在广州陪产。”
长期颠沛流离的战地生活摧毁了大少奶奶的健康,尤其在怀孕以后,她整日担惊受怕,随公爹南归的路上几次昏厥,每每梦到丈夫被押送刑场,死在日军刺刀之下。
好在荣老太爷为人开明,对长子选择如此艰难的人生道路并不苛责,反而全力支持,对儿媳更是呵护有加。入冬之后,香港方面终于传来消息,说荣靳之安全到港,只是因为广州已经沦陷,日军横行,暂时不敢公开返家。
大少奶奶终于放下心来,荣老太爷也松了一口长气,他决定等儿媳生产之携全家一同赴港,与长子团聚。
然而厄运似乎总是伴随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族,1941年12月25日,噩耗传来,香港|沦陷。
荣靳之的儿子呱呱坠地,迎接这个小婴儿的却是南国最寒冷的冬天。
荣家三个儿子陷在香港,商行倒闭,资产被日军查封侵占,只有女儿当时在英国经商,暂时尚未受到波及。荣老太爷一夜白头,动用所有渠道联系到荣靳之,让他们设法去英国和妹妹会和。荣靳之与两个弟弟商议之后,决定让三弟带着剩余的现金和本票去英国,自己和二弟回广州照顾父母妻儿,再设法从内地出国。
冬春之交,荣靳之和他的二弟兵分两路,一个走陆路,一个走水路,趁着日军遣返广州难民的机会去往久违的家乡。
“他没能回来,是吗?”李维斯几乎已经猜到了剩下的故事,“荣靳之,我记得这个名字,应该是曾祖父的父亲对吗?”
“你还记得这个?”伊登有些意外,随即点头道,“是的,他就是我的曾祖父,算是你的高祖父。”
“他是不是死在了珠江岸边的南石头惩戒所里?”
伊登沉默了一会儿,说:“是的,那时候谁也没有想到,离开香港的水路并不通往广州,而是通往地狱。”
香港|沦陷之后资源匮乏,入不敷出,日军开始将1938年以来逃到香港的广州人遣返。一部分难民走得是水路,也就是日军组织的“官方”线路,也有一部分人不相信日军,选择从陆路“偷渡”回去。
当时的荣靳之也不知道那条路更安全,为了两兄弟不至于全部遇难,便与二弟各选了一条路走。
数月之后,二弟历尽千辛万苦,以失去一条胳膊为代价通过陆路回到了广州,而荣靳之,活不见人死不见尸,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。
宗铭一直沉默,直到此时才沉沉开口:“资料记载,香港|沦陷之前有一百五十万人口,日占末期变成六十多万,减少的八十多万人里有近二十多万是广州难民,其中绝大部分人都在被遣返的途中神秘消失了。”
“是的。”伊登瞥了一眼自己无法形容的儿媳……女婿……儿婿——算了随便吧——说道,“荣靳之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“你是怎么知道他被关进了南石头惩戒所?”李维斯忽然想起自己频繁梦到的场景,讷讷道,“奇怪了,我好像经常梦到难民被遣返的场景,珠江、大帆船、石墙、太阳旗……为什么,我为什么会梦到这些?简直像亲眼见过一样!”
“因为你确实亲眼见过。”伊登叹了口气,道,“让我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吧。”
1942年春,荣家二少爷回到广州,多方打听也没找到兄长的下落,而广州的局势一天天吃紧,家里老的老小的小,缺吃少喝随时面临丧命的风险。荣老太爷忍痛决定举家迁走,万一长子遭遇不幸,起码要把他唯一的孩子保下来。
战火中的家族分外凄惨,也分外团结,荣家二少支持父亲带着母亲与大嫂去英国避难,但自己曾经答应过大哥要一起回家,现在荣靳之没回来,他就不能走。
兄弟情深,荣老太爷拗不过自己的二儿子,只好同意他一个人留下等着大哥,自己带领一家老小远渡重洋去英国和三儿子以及女儿会和。
一行人在海上漂了数月,里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英国,谁知纳粹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那里,英国的局势也开始恶化,荣氏开办的工厂和商行陆续倒闭,全家入不敷出。
再这么下去,不等仗打完整个家族就败落了,荣老太爷多方计划,决定去当时相对稳定的美国发展。为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他和老妻带走了长媳和小孙子,把一对儿女留在英国,继续寻找翻身的机会。
自此,整个荣家分成了三支,荣老太爷带着荣靳之一脉在美国扎根,荣家三少和大小姐在英国从商,而荣家二少则留在国内,经历了抗战、内战、十年浩劫,成了新中国的一份子。
此后的大半个世纪,这三支人马各自发展,随着局势动荡、血缘稀释而彻底失去了联系,留在美国的那一支更是改姓为“Reeves”,变成了标准的美国公民。
“所以,我们就是荣靳之一脉的后人,你的曾祖父就是当年荣家大少的独生子。”伊登说,“关于家族旧事我原本知道的并不多,你曾祖父记事的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,他也只是在荣老太爷口中听说过一些片段,转述给我的更是少之又少。”
顿了一下,他的眼神变得凝重,轻声说:“我真正了解这些事,知道我们荣家承受的这些苦难与仇恨,是在和你母亲结婚以后。”
伊登在高中时代便认识了李维斯的母亲李珍,因为相近的血统,相似的性格,两个人很快便互相产生了好感。考上同一所大学以后,他们更是立刻坠入爱河,如胶似漆地粘在了一起。
频繁的约会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,就是李珍怀孕了。彼时伊登不过二十一岁,刚刚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。
Reeves家和李家都保持着一定的中国传统,既然有了孩子,两个人又如此相爱,双方家长顺理成章地为他们举办了婚礼。蜜月过后,这对新婚小夫妻从学生宿舍搬了出来,租了一个小公寓建立小家,伊登的父亲便将儿子从小到大的书籍玩具统统打包给他寄了过去。
说到这里伊登忽然打住了,低眉敛目,似乎陷在了某种深刻的回忆里。
宗铭等了片刻,打开一罐咖啡递过去。伊登仿佛被他惊醒了了,抬眼说了一声“谢谢”,继续道:“我在收拾父亲寄给我的东西时,发现了一个小木箱。箱子里装着一捆用油纸包裹的手札,我怕是什么重要文件,便打电话问父亲要不要寄回去,结果他说那是爷爷生前留给我的,指明要让我继承,所以这些年家里其他人从来都没有打开过,包括他自己在内。”
李维斯心中一动,脑海中依稀闪过一些模糊的画面。
伊登呷了一口咖啡,沙哑地说:“那是荣靳之的日记,确切地说,是他和一个叫于骅的记者共同撰写的《南石头集中营札记》。”
1942年初,荣靳之乘坐一种船头画着红色圆圈,俗称“大眼鸡”的三轭帆船从水路去往广州,上岸之前被驻守广州的日军以“检疫”为名扣押在了珠江边的南石头惩戒所。
和他一起被扣下的,还有一名年轻的记者——于骅。
于骅也是广州人,中学毕业后在香港《申报》工作,这次是想回老家探亲才傻乎乎上了日军的贼船。他随身带着相机,一路走一路拍,将“大眼鸡船”从香港出发以后沿路发生的一切都用照片记录了下来。而荣靳之有写日记的习惯,在船上闲来无事,写了许多沿途见闻以及自己的回忆。
两人一个爱拍一个爱写,惺惺相惜,逐渐变成了好朋友。
进入南石头惩戒所以后,他们被分在同一个监房里,更是共同见证和记载了“波字第8604部队”对返乡难民做下的不见天日的暴行。
也正是在那里,荣靳之遇到了他曾经的学生——伊藤光。
伊藤光当时受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,变得完全不可理喻,先是试图说服荣靳之为波字第8604部队服务,遭到拒绝以后又威胁他要曝光他共|产|党的身份,把他送到东北受审。
荣靳之始终没有屈服,甚至没有绝望,他在被关进集中营以后就意识到这些难民可能都出不去了,日军恐怕从始至终就没打算送他们回广州,之所以用“遣返”的名义把他们从香港赶出来,不过是为了缓解港岛的生存压力,顺便给波字第8604部队提供大量的实验活体而已。
一想到望眼欲穿的家人,襁褓之中的儿子,他的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。他想设法带着难民逃出去,但这里驻扎着大批日军,守卫极为森严,连和外界联系的机会都没有,遑论逃走。
他唯一的希望,只有伊藤光。
他熟悉这个年轻的医学生,在医学部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喝酒,他相信这个曾经发誓治病救人的年轻人并未彻底泯灭人性,只要设法将之从极端军国主义思想当中唤醒,就能帮难民们逃离南石头集中营。
“他成功了?”李维斯想起伊藤健太的讲述,伊藤光最后因为难民逃亡而被遣返回本土受审,差点死于非命……
难道是荣靳之说服了他?
“算是成功了吧。”伊登苦笑了一下,说,“他用自己的死说服了伊藤光——当亲手把他的大脑从颅腔中取出来的时候,伊藤光顿悟了,向上级隐藏了自己的研究成果,帮难民传递信息给广州民众,并间接帮助了他们的大逃亡。”
“虽然绝大多数难民最终都被杀害,活下来的也因为各种传染病而死亡,但荣靳之毕竟还是成功了。他让南石头的秘密大白于天下,让仅剩的几千名难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。他也让伊藤光找到了人性的救赎,彻底背叛了心中曾经坚如铁石的军国主义思想。”
“只是,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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