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章(1)
窗子外是一个山坡,长满了枝干歪扭痉挛的苹果树。密密树林在山坡之上占据了一大块空间,山岭的曲线一直伸向远方。黄昏降临的时候,皎洁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。特丽莎向外走去,久久地站在门槛上。一轮玉盘悬在尚未黑下来的夜空,看似人们早上忘记关掉了的一盏灯,一盏灵堂里的长明灯。
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,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,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。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、电视机、收音机,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。
对于他们来说,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。只有在乡村,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,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。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,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,也没有人嫉妒你。
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,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,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。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。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,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。(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?可能是,也可能不是。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,也并不少见。)
不管怎样,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: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。是单独?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:“单独”生活,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,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。然而,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,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,完全感到温暖如家。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。
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,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。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。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,或者来自她的先辈。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,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,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:星期天的教堂礼拜,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,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。
然而,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。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,没有人到那里去;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,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;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。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,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。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。这样,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,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,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,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。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,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。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。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,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。
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,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。一个农民,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,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,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。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,没有什么值得害怕。这种冷漠的结果,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。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(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),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。
人人都想离开,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:是自觉自愿来的。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,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,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,这样的话,不用多久,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,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。
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。他有一个老婆、四个孩于,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。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,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。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,总是很干净,有粉红色的皮肉,踏着四蹄大摇大摆,很象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。
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,十分惶惶不安,围着它嗅了好久。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,友好之至,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。确实,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。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,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。我平心而论,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,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。
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,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,办不了更多的事。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,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,还拉点设备什么的。
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,还有一棚小母中,共四十头。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,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。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,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,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,渐渐地越找越远,越跑越宽,一年下来,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。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,她总是带着一本书,白日来到牧场上,便开始把它打开,读起来。
卡列宁总是陪着她,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,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,它就学会了猪搞叫,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。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。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,以至如此受到尊敬。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,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,接近他的时间表。
一天午饭后(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),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。“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。”特丽莎说。
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。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,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。
第二天,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,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,找一位本地的兽医。一个星期后,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,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:卡列宁得了癌症。
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,加上兽医的帮忙,给他动了手术。托马斯带他国家时,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。他睁着眼,呜咽着,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,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,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。
最后,他试图站起来。他失败了。
特丽莎一阵恐慌,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。
“不要着急,”托马斯说,“他还在麻醉之中。”
她试着把他抱起来,但被他咬了一口。这是他第—次咬她。
“他认不出你,”托马斯说,“他不知道你是淮。”
他们把他抱到床上,没过多久,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。
凌晨三点钟,他突然把他们弄醒,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,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,怎么也不满足。
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!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,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。
现在还是深夜,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。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?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?他正在家里,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,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,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。
《创世纪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,上帝创造了人,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、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。当然,《创世纪》是人写的,不是马写的。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,并不是确定无疑的。事实上,倒有点象这么回事,是人发明了上帝,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,用来统治牛和马。是的,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,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。
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,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——比方说,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,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:“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”——此刻,《创世纪》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。也许,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,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,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,并且对牛(太迟了!)有所内疚和忏悔。
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,赶着它们,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,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,爱往地里跑。卡列宁总是陪着她,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。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,冲着它们吼叫,维护自己的权威(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,他为此而骄傲)。然而今天,他实在困难重重,—靠三条腿一跛一跛,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。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他的背脊。很清楚,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,癌症还在继续扩散,卡列宁将每况愈下。
路上,他们碰到一位邻居,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,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:“这狗怎么啦?看起来一跛一拐的。”“他得了癌症,”特丽莎说,“没希望了。”她喉头梗塞,说不下去。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,差点冒起火来:“天呐,不要跟我说了,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!”她并无恶意,是个好心的女人,只是想安慰特丽莎。特丽莎懂得的。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,她已经意识到,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,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,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。但是,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,觉得不够友好。“我懂的。”她顺从地回答,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。她对狗所承担的爱,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。她掺然地笑笑,对自己说,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。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,必然会纷纷义愤。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,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,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。
象平常一样,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,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,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。安详、诚实,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,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。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。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,不禁想到(两年的乡村生活中,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),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,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: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。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:“人,牛的寄生物。”
现在,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,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。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,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:这种观点很危险,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。尽管《创世纪》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,我们还是可以解释,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。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,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,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。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:他认为人是“mat—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(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)”。毫无疑义,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,有着深深的联系。笛卡儿说,人是主人,人是所有者,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,一种能活动的机器。一个动物感觉伤心,这不是伤心,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。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,并不是什么痛,只是需要加油而己。所以,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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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着山坡生长出来的弯弯苹果树,没有一棵离得了他们的扎根之地,正如无论是托马斯还是特丽莎都离不了他们的村庄。他们已经卖掉了小汽车、电视机、收音机,这样才从一位搬家进城的农民那里买来了一栋小小的房舍和花园。
对于他们来说,乡村生活是他们唯一的逃脱之地。只有在乡村,人员才会出现经常的紧缺,居住设施才会富余宽松。去地里或树林里干活,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看你过去的政治表现,也没有人嫉妒你。
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,甩掉了醺醺醉鬼对她的侵扰,还有在托马斯头发上留下隐名女人的下体气味。警察局不再来纠缠了。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与佩特林山上一幕混为一体,她很难说清那是真实还是梦境。(事实上那工程师是秘密警察雇佣的吗?可能是,也可能不是。借一套房子用来幽会并且不再与同一个女人来往的男人,也并不少见。)
不管怎样,特丽莎高兴地感到她终于达到了目的:她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。是单独?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:“单独”生活,意昧着与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断关系,把他们的生活一刀两断。然而,他们还是生活在人们的陪伴之下,与这里的乡下人工作在一起,完全感到温暖如家。他们经常互相串串门。
他们那天在有俄国街名的矿泉区,碰到那位地方集体农庄主席。当时特丽莎在自己心中发现了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。这幅图景来自她曾经读过而且至今记得的书本,或者来自她的先辈。这是一个和谐的世界,大家一起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大家庭里,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规:星期天的教堂礼拜,男人们得以避开自己婆娘的小酒店,星期六在小酒店厅堂里的乐队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。
然而,当局管治下的乡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样了。教堂在附近的村庄里,没有人到那里去;小酒店变成了办公室,男人们找不到地方聚会和喝啤酒;青年人也没有地方跳舞。教堂庆典假日已被禁止,没有人关心非宗教的种种取代性活动。最近的电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镇上。这样,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劳累下来,他们只能把自己关在四壁之内,被散发出袭人寒气般怪昧的现代家具所环绕,呆呆地看一阵闪来闪去的电视。他们除了晚饭前顺路到某个邻居家扯一两句闲话以外,从不到别人家去做客。他们都梦想着搬进城去。这样的农村生活对他们来说,哪怕微乎其微的一点趣味也没有。
没有人愿意在这里定居,也许正是这一事实使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控制。一个农民,不再拥有自己的土地,仅仅只是个耕地的劳动力,便无须再对什么家乡成工作尽心尽力。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,没有什么值得害怕。这种冷漠的结果,是农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。集体农庄主席不是从外面派来的(象城里所有高层的经理那样),是村民们从他们自己当中推选出来的。
人人都想离开,于是特丽莎和托马斯就成了一种例外的情况:是自觉自愿来的。村民们都想争得机会,以便去镇上东游西荡混上一个白天,特丽莎和托马斯却情愿呆在乡下,这样的话,不用多久,他们对村民们的了解,比村民们的互相了解还要多。
集体农庄主席成了他们真正的至交好友。他有一个老婆、四个孩于,一头喂得象狗一样的猪。猪的名字叫摩菲斯特,它是这个村庄的骄傲和主要兴趣焦点。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唤,总是很干净,有粉红色的皮肉,踏着四蹄大摇大摆,很象一个大腿粗壮的妇人踩在高跟鞋上。
卡列宁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,十分惶惶不安,围着它嗅了好久。但他很快就与对方交上了朋友,友好之至,甚至爱它胜过爱村子里的狗类。确实,他对狗类除了蔑视外别无任何好感。这些狗总是被套在他们的狗舍里,老是傻头傻脑并且毫无目的地叫嚷不休。我平心而论,卡列宁极为欣赏自己与猪的友谊,正确地估计了自己同类的价值。
主席很高兴帮助他以前的外科医生,尽管他同样处在发愁的时候,办不了更多的事。托马斯当上了小卡车司机,把农庄工人送到地里去,还拉点设备什么的。
集体农庄有四个大大的奶牛棚,还有一棚小母中,共四十头。特丽莎负责照管这些牛,每日两次把它们送到草场去。一些较近又较为容易进入的草场,都要被割得光秃秃的了,她只好超着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,渐渐地越找越远,越跑越宽,一年下来,就把四周远远近近的牧场都跑了个遍。如同在她小镇的青春岁月里那样,她总是带着一本书,白日来到牧场上,便开始把它打开,读起来。
卡列宁总是陪着她,见到小奶牛活泼得过分,或者试图摆脱人的控制,它就学会了猪搞叫,显然把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。他毫无疑义是他们三个中间最快活的一个。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时钟掌管者的地位,以至如此受到尊敬。乡村生活中无即兴可言,特丽莎和托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来越按部就班,接近他的时间表。
一天午饭后(这个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小时的闲暇),他们带上卡列宁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。“我不喜欢他跑起来的样子。”特丽莎说。
卡列宁的一条后腿有点跛。托马斯弯腰细心查看了一番,发现在跗关节附近有一处小小的伤口。
第二天,他把卡列宁置于卡车驾驶座前,顺路带他去相邻的一个村庄,找一位本地的兽医。一个星期后,他又去看了一次兽医,回家时来了一个消息:卡列宁得了癌症。
托马斯花了三天时间,加上兽医的帮忙,给他动了手术。托马斯带他国家时,他还没有完全解除麻醉。他睁着眼,呜咽着,躺在他们床边的小毯子上,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,切口和缝合的六针令人心痛地明显可见。
最后,他试图站起来。他失败了。
特丽莎一阵恐慌,担心他再也不能走路。
“不要着急,”托马斯说,“他还在麻醉之中。”
她试着把他抱起来,但被他咬了一口。这是他第—次咬她。
“他认不出你,”托马斯说,“他不知道你是淮。”
他们把他抱到床上,没过多久,他和他们一样睡着了。
凌晨三点钟,他突然把他们弄醒,播着尾巴爬到他们身上,一个劲地贴上来蹭着,怎么也不满足。
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们弄起来!往常他总是等着他们中间的一个醒来,然后才敢于往他们身上跳的。
现在还是深夜,他却无法控制自己地突然来了。谁能说出他在康复的路途上走了多远?谁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灵搏斗?他正在家里,同他亲爱的朋友在一起,他似乎正强迫他们来分享一种极度的欢欣,一种回归和再生的欢欣。
《创世纪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,上帝创造了人,是为了让人去统治鱼、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。当然,《创世纪》是人写的,不是马写的。上帝是否真的赐人以统辖万物的威权,并不是确定无疑的。事实上,倒有点象这么回事,是人发明了上帝,神化了人侵夺来的威权,用来统治牛和马。是的,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战争中,宰杀一匹鹿和一头牛的权利也是全人类都能赞同的。
我们受赐于这种权利的原因,是我们站在等级的最高一层。但是如果让第三者进入这场竞争——比方说,一个来自外星的访问者,假如上帝对这个什么说:“子为众星万物之主宰”——此刻,《创世纪》的赐予就成为了问题。也许,一个被火星人驾驭着拉套引车的人,一个被银河系居民炙烤在铁架上的人,将会回忆起他曾经切入餐盘的小牛肉片,并且对牛(太迟了!)有所内疚和忏悔。
特丽莎伴着牛群行走,赶着它们,为职责所迫而对它们给以约束,因为小牛们活蹦乱跳,爱往地里跑。卡列宁总是陪着她,天天如此随她去草场已有两年了。他总是乐于对牛群的严厉,冲着它们吼叫,维护自己的权威(他的上帝给了他统治牛类的威权,他为此而骄傲)。然而今天,他实在困难重重,—靠三条腿一跛一跛,第四条腿上还带着正在化脓的伤口。特丽莎总是弯下腰去抚摸他的背脊。很清楚,动手术两个星期之后,癌症还在继续扩散,卡列宁将每况愈下。
路上,他们碰到一位邻居,那女人脚踏套鞋急着去中棚,却停了够长的时间来问:“这狗怎么啦?看起来一跛一拐的。”“他得了癌症,”特丽莎说,“没希望了。”她喉头梗塞,说不下去。那女人注意到了特丽莎的泪水,差点冒起火来:“天呐,不要跟我说了,你要为一条狗嚎掉一条命呵!”她并无恶意,是个好心的女人,只是想安慰特丽莎。特丽莎懂得的。在乡村这一段时光里,她已经意识到,如果乡亲们象她爱卡列宁一样也爱着每一只兔子,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屠杀任何禽兽,他们和他们的禽兽就都要饿死。但是,眼下这位妇人的话还是使她一震,觉得不够友好。“我懂的。”她顺从地回答,很快转过身子径自走了。她对狗所承担的爱,使她感到隔绝和凄凉。她掺然地笑笑,对自己说,她需要把这种爱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。人们想到某人爱着一条狗的话,必然会纷纷义愤。但如果哪个邻居发现特丽莎对托马斯不忠,却会在她背上开玩笑地拍上一掌,作为暗中团结一致的信号。
象平常一样,特丽莎在山路上继续走着,看着她的牛互相挤擦,想到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。安详、诚实,有时候孩童般地活泼,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态的老人。没有什么比牛的嬉戏更使人动心了。特丽莎在它们的一些滑稽动作中得到乐趣,不禁想到(两年的乡村生活中,这个观念一直在不断地向她闪回),一个人简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虫,如同绦虫寄生在人身上:我们吸血鬼一样吸吮着牛乳。非人类的生物可能在他们的动物学书本里是这样来界定人的:“人,牛的寄生物。”
现在,我们可以把这个界定当作一个玩笑,用一种自觉优越的哈哈笑声把它打发。但是特丽莎是认真对待它的,因此发现自己处于某种不安全的地位:这种观点很危险,正在使她与人类的其他人拉开距离。尽管《创世纪》说上帝给予了人对所有动物的统治权,我们还是可以解释,这意昧着上帝仅仅是把它们交付给人来照看。人不是这颗星球上的主人,仅仅是主人的管理者,于是最终应该对管理负责。笛卡儿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:他认为人是“mat—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(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)”。毫无疑义,他的这一步与他直截了当地否认动物有灵魂,有着深深的联系。笛卡儿说,人是主人,人是所有者,因此野物仅仅是一种自动机,一种能活动的机器。一个动物感觉伤心,这不是伤心,只是一种不中用了的装置发出刺耳噪声。一辆马车的轮子咬咬嘎嘎作响,并不是什么痛,只是需要加油而己。所以,我们毫无理由为一条狗在实验室被活活剖开而悲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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